我们被科学主义洗脑得多彻底，连拿三柱香都觉得愚昧

　　“ 中国大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人的安身立命。今天书院培养的学生，必須有办法安身立命，将来，这些人才有办法去安别人的心。”   IC图
　　“我的看法很简单，中医、中国音乐、中国美术、书法、还有所有中国学问，全部统统应该撤离大学体系，我们把大学体系还给谈西方学问的人。”4月27日，应北京大学教育知行社邀请，台湾作家、学者薛仁明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用书院取代大学文科”的讲座。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项目引来众多质疑和争议，该如何发展“中国学”是争论的一个焦点。
　　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的薛仁明认为，大学是西方的产物，一項是站在客观的、分析的角度来看事物，在大学的体制内，不适合学习中国学。在大学里面学到的中国学，不是真正的中国学，是“西体中用”的中国学，骨子里，还是西方的东西。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演讲摘录：

　　从台湾人偏爱中医谈起

　　我先谈一件比较远的事情，(今年)3月13日，我父亲突发脑中风，送到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医院，当天下午我弟弟先收到了一次病危通知单，晚上我到的时候又收到一次病危通知单，医生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非得要动手术不可，即使动手术，要不就是救不回来，要不就是成为植物人。我们兄弟商量，我也跟我内人商量，第一个决定就是不插管，医院又希望我们把我父亲送到加护病房，我们也拒绝，我们要让父亲在一般病房，我们要亲眼看到父亲，我父亲如果还有一点意识，他也会很在意旁边是不是他的亲人。
　　后来医院要插鼻胃管，我们也拒绝了，医院说不可以进食，我弟弟也尝试先让他沾一点水，后来再沾一点藕粉，主治大夫还把我弟弟痛骂一顿。
　　我内人是学医的，她觉得医院点滴里面放了太多消炎药，一直在跟医生讲放太多了。结果医生说，妳懂什么？然后我内人跟他说，我懂，你们放太多了，我们不希望放那么多，他是我公公，他跟你的关系没有我们亲。
　　后来医院还是一直坚持我父亲脑血管破裂，一定要动刀，我内人就问他，你们动刀之后结果会怎么样？医院也说不清。我父亲在医院待到第八、九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我弟弟就找了一个针灸的师傅，开始帮我父亲针灸。
　　那段时间我在大陆，回去台灣後，我的第一件事就带我父亲到台北找我的一个中医好朋友，请他帮我父亲把脉，开药。配合每个礼拜针灸针两次，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父亲的静脉血块雖然还没有完全打开，但他现在已经可以走路快到让我的小孩跟不上了。
　　我特别提这件事情，其实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前段时间在上海《东方早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说上海有一群不知道是文人，还是学者，还是医学相关的人，开了一场中医批判大会，非常严厉地在批判中医，据我所知，对中医的批判这两年来在大陆其实一直没有停，批判的声音非常厉害。
　　我在台湾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在的台湾，有越来越多的人基本是不相信西医。我認識一群五、六十歲的知識份子，年轻时，每个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每个人都是全盘西派，没有几个人看中医的。但他們年过50之后，竟然没有人看西医了，每个人都在看中医，讀中医，谈中医。在他們眼裡，西医只有特殊的情况比较好，譬如你需要开刀干嘛的。如果是慢性病，大概就没有人看西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看了也是白看。
　　现在，大陆对中医的批判，很简单，就是中医不行了。中医之所以不行，其實就是厉害的中医越来越少了。至於今天台湾有越來越多的人开始看中医，恰恰是因为，很多人遇到了蛮厉害的中医。台湾一方面則是被西医统治很久，很清楚西医是怎麼一回事；另方面則是中醫的處境有了根本改變。台湾的中医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不成气侯，第一个，以前在日本统治时代日本就是西医教育了，台湾的中医基本上没有什么传承。第二个，在两岸还没有来往之前，台湾几乎很少有中药材，因为台湾自己能产的中药材非常有限，所以当时台湾的中药材多半是天价，這當然不利中醫的發展。
　　因此，在两岸还没有开放交流之前，台湾像样的中医非常少，所以中医非常没有说服力。等兩岸开放之后，有些人来大陆学習，當時大陆还有一些老中医，学成返台後，早先药材的问题也被解决了，所以就开始有一群有说服力的中医了。因此台灣人對中醫的信任就開始逐年攀升了。
　　那麼，为什么大陆這邊，现在像样的中医反而是越来越少了？我想，這恰恰就是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好中醫之所以越來越少，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目前的中医教育體系没办法培养出好的中医，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中医教育全部都是用西医概念来训练的。
　　当初把中医的教育之所以會用西医概念来讲，就是因為我们百年来有個最大的一个迷信。迷信什么？迷信科学。当时觉得中医不科学，所以我们就开始把中医科学化，就必須引进西医的那些概念，然后把中医所有的名词用西医的概念来理解，来分析，这么一分析，中医好像可以被客觀理解了，但真正的中醫就死了，中医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最后，就培养不出像样的中医。

　　中国音乐、中国美术哪去了？

　　至於中国音乐與中国美术，也一模一樣。前陣子我去龚琳娜家，聽她說她老公老罗，常常跟中国音乐学院的一群教授舌战群儒，因為，那些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心里面的中国音乐，跟老罗心里面的中国音乐完全是两码事。
　　那些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都认为老罗不懂中国音乐，可是，后来我听琳娜和老罗說了一下，我當下知道，真正不懂中国音乐的，是这些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他們有一大群人，整天就忙著用西樂的概念来理解中国音乐，然后再把中国音乐改造成西乐那样的标准。
　　同樣地，记得去年8月我在中国美术学院，有个朋友跟我讲，當年美术学院成立时，请了近代史上排名前三的画家黄宾虹（黄宾虹与齐白石号称“南黄北齐”）來美院當教授，但他们卻從不让黄宾虹真正上课。为什么？他们担心黄宾虹“误人子弟”。黄宾虹讲的那一套，跟中国美术学院那一套完全是相背离的。我今天中国美院只是借你黄宾虹的名声，如果你真的来这边讲，那不是乱套了嗎？
　　我必须要诚实地讲一句，數十年來，两岸大学裡的人，都不太有资格谈中国的东西，包括中医、中国音乐、中国美术、书法、还有所有的中国经典。即使他们可以谈得头头是道，但他们谈的东西並没有真正的生命力。他們會把中医的力道削弱，他們會把中国音乐的力量弱化，他們會讓中国美术異化，他們會把所有的中国经典弄得越來越遠離我們的生命。
　　正因為中国学问的每一个环节，统统都遇到同样的困境，所以今天的题目，準確來說，不是“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我真正的看法，很简单，中医、中国音乐、中国美术、书法、以及还有所有中国学问，统统都应该撤离大学体系，我们應該把大学体系还给谈西方学问的人。這才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

　　大学体制是设计给西方学问的

　　别人姑且不论，我说我自己。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高中时怀着对中国历史的憧憬，被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给打动了。结果，等到我真正读了历史系，4年下来，我读越多的书，我卻是离通天人之际越远，还没有读的时候，或許还稍微有一点点近，後來越读，就反而离得越远。为什么？从我们进历史系的第一天，就学史學导论，老师就开始教我们怎么写论文，就开始教我们怎么分析，怎么批判。我后来回头想想，笑死人！我们连书都还没有好好读过，就开始教我们批判？然后又教我们怎么做卡片？怎么引用资料？換句話說，所有的书，都只是资料；學了半天， 全部都是在分析，在整理，在作比对。大學沒教我们要好好地、虛心地、慢慢地读书，更沒教我们要如何從中受益。
　　幸运的是，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大学四年级就决定不再读研究所。當時的感覺是，如果我还继续在大学里面读中国学问，那就叫自欺欺人。
　　那幾年中，我最认真上的一个中文系老教授的课，他讲儒家，講易傳，《中國思想史》；人其實是個謙謙君子。可數年之後，有一次我回台大去旁听他的课，是一門面对大众的通識課。结果，只有三个人听课。我想，中国学问如果再这样談下去，會把整个中国学问都談完掉。
　　后来我越来越清楚，那不是某一个個別老师的问题。今天即使再有心的人，进入这个体制，你也会做得很牵强，做得非常事与愿违，即使你是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統統一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唐君毅晚年的一些真實困境，他比较诚实，比较诚恳。整个体制本来就是设计给西方学问的，中国学问在这种地方一定不适合。
　　为什么不适合？第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西方学问的根本体制，是必然站在客观的、分析的一个角度。至於中国学问呢？简单地讲，两句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把人家讲到听不懂，固然对方有问题，你自己也有问题，这个才是中国学问。孔子跟人家讲话会不会讲到人家听不懂？不可能！孔子不只跟有学问的人讲话，他跟當時的許多人都談得上話。一个人的学问只能跟有学问的人讲，那个人的学问是假的，那个不是中国学问，那是西方概念的学问。
　　什么是大学？大学是西方的产物，西方的大学就是所谓知识的殿堂，什么是知识的殿堂？我们要站在客观的、分析的角度来看事物。今天，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地方来谈中国学问，结果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把中国的学问改造纳入这个架构，这样子你才能够被承认。大家都知道港台的新儒家，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儒释道三家纳入西方的哲学体系，取得了西方的认可，开始跟西方所谓的对话，从此他们在学院占得一席之地。现在，台湾谈所谓中国哲学，一大半都还是新儒家的徒子徒孙。
　　问题在哪？最后中国学问儒释道三家的力量从此消失掉了，儒释道真正的力量就再也不见了。这种做法简单的讲就是“西体中用”，把中国纳入西方的架构来讨论，来谈。大陆这边姑且不论，据我所知，这是台湾的主流，台湾所有会被认可的东西全部都是西体中用的东西，可是，所有西体中用的东西，骨子就是西方的。
　　假设有一天，中医、书法、美术、舞蹈，只要是中国的，我们真的撤出来了，全部脱离大学，另外成立一个体系，我们暂时把这个体系叫做书院体系。屆時名稱如何，都還可以再商議。今天要先討論的是：这个书院到底怎么操作？到底它的面貌是什么样的？
　　中国学问跟西方学问的第一个最大的差别是，西方学问他要把情感给抽离出来，用一种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来分析。中国学问的第一个特色是要问你的感觉在哪里，中国的学问一定要清楚的看到你这个人。有真人才有真学问，这是中国式的说法。

　　中国式书院教育的可能性尝试

　　整个中国学问建立的第一个基础，是恢复中国人的感觉状态，所以我们将来书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恢复这个感觉系统。现在两岸有非常多的所谓书院，但它的实际操作方式可能离我讲的还是非常远。
　　到底怎么做？宋代以后的书院並不一定是中国最好的教育方式，因为大家知道，整个中国文化的氣象格局是从宋代之后开始萎缩的，书院固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功劳，可是整个书院实际操作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萎缩可能也有推波助澜的恶果。
　　现在两岸到处都在做，到处都在尝试，我觉得可以参考的，一个是在台湾的台北书院，另外一个是我这几天待的辛庄师范。
　　我先谈一谈台北书院，台北书院其实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机构，大概就10个左右的老师开课，目前在上课的老师只有五六个，学员来上课也非常松散，就是今天你要上某某人的课，你就来报名交钱，他什么时间你就来。另外一个老师有兴趣，那你就去，非常松散。但是，台北书院上课的内容，师资，还有环境，卻很值得参考。
　　先讲环境，尤其晚上的时候，那个空间感会让人家感觉是进入唐宋古画的那种画面，一走進去，就覺得这个地方好安静，整个心可以静下来。我记得有一个美术编辑頭一次到台北，我带他到台北书院，看到台北书院的讲堂，他说，好想在这边上一次课。我們試想，今天如果單單走進北大現在這種西式教室，你會不會沉靜下來？你會不會特別想坐下來上堂課？不會吧！
　　其次，台北书院上课的内容分两大块，第一块讲经典，这里讲经典跟大学讲法完全不同，他不是分析式的讲法，更不是什么寻章摘句，考证，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讲经典是直接扣着生命来谈，那些外在枝枝节节的东西不谈，也就是说，他们这种谈法是绝对不能写论文的，因为也没有分析论证，可是，你听着，听着，生命会被触动。台北书院上的，叫做生命之學。
　　第二，台北书院有很多艺的课程，他们請一位台湾最好的京剧小生曹复永先生来谈戏曲美学。首先他戏演得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背后的美学说的很清楚，这个很不容易。他们也请几个重要的书法家，谈书法跟生命的连接，书法后面整个中国人生命的态度。谈艺的目的是什么？艺是凭感觉的东西，从感觉中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感觉，然后再拉到中国人的生命状态。
　　第三个，台北书院的师资，他们的师资最重要的他们除了是经师之外，更重要是人师。所以，台北书院的师资本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有相当的年纪。因为没有相当的年纪，你生命没有办法累积到那个厚度，生命的智慧没有办法到达那种通透。
　　至於北京辛庄师范，則和台北书院很不一样。现在全世界有一种体制外的非主流教育体系，叫做华德福教育，外表看來，辛庄师范是要培训华德福的中学师资，可他们的实际操作，我感觉他们在尝试中国式书院教育的可能性，这个尝试非常有意思，这个尝试可能比两岸其他的书院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启发性。
　　辛庄师范所招收的学生，从20几岁到40几岁，很多人其实在外面已经当了很久的老师了，到了这个地方，一切归零，重新当学生，过团体生活。每天早上5:30起床，6点开始站桩、练武术，7点吃早餐，这个师范没有厨房的员工，所有的学生就是厨房的员工，这个师范也没有打扫的工人，所有师范的学生就是打扫工人。早餐之后，他们上比较重要的主课，中国文化，他们第一个邀请的是台湾的王鎮华先生谈中国文化的精神。王鎮华先生所讲的某些内容其实不见得有多好，但是，王振华先生人非常好。王先生坐在那兒，自然就有種說服力。王鎮华先生的调性，可能也是辛庄师范想要达到的一个理想。你讲什么其次，人要保证后面的这个学问，这个是中国学问的根本。
　　我在他们那边上史记，不管谈刘邦，谈项羽，都是在谈他们自己生命的连结，谈怎么跟你生命的连结，谈怎么对应当代的社会，这是辛庄师范谈学问的方式。
　　上完史记之后，有一个小时是带着他们看京剧，让他们恢复中国人的美感，让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身体线条，中国人声音，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中午，他们又有一群人先回去做饭，到了下午，他们要去田里面种地。傍晚有一些人再回来做饭，晚上去禅修，最后再自习读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书，10点30分准时就寝，集体生活这样子过一年，他们这些课程有一个特色，基本上不空谈，即使谈中国学问也不空谈，谈来谈去一定要你自己有感觉，不谈没感觉的东西。
　　辛庄师范跟台北书院有一些通性的东西，不谈纯粹抽象的东西，不谈跟生命无关的东西。所以林谷芳先生在台北书院创办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台北书院所谈的学问叫做立命之学。

　　大学能让你安身立命吗？

　　目前中国大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人的安身立命。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越久，你只会越惶恐，你的生命只会越不安稳。你即使有某些地方好像还安稳，常常都是因为外在的肯定，社会的认可。可是你内在生命的安稳并不是因为你在这里学到什么东西，这个大学体系给你哪些安稳的力量？哪些生命的指点？没有。大学没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
　　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不安。南怀瑾讲过，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大的病是精神病。我上一次来北大讲《躁郁时代的读书人》，后来好几个人跟我说，他们之前从来没看过我的书，也没有听过我的讲座，那一天纯粹是冲着我的题目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困惑，有这个躁郁。
　　这个躁郁的问题不只是大陆和台湾，是全世界的问题，大陆的浮躁躁郁恐怕在全世界比较靠前，因为大陆信仰真空，然后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科学崇拜，把自己给活活困死。
　　我昨天接受《北京晨报》访问，记者跟我提了一个看法，因为我跟他强调了台湾的祭祀传统保存得非常好，现在非常多的人，甚至知识分子，都参加早晚三柱香，不管是对家里面的祖宗神位，或者到庙里面，很多人保持着这个习惯。
　　這個记者很認真，模拟了有些知识分子的话语说：早晚三柱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吗？我只好不客气的回答，会觉得早晚三柱香是非常愚昧的这个想法，才是真正的愚昧。我跟他说，今天所有的华人世界，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台湾、香港、马来西亚那些华人，甚至不止是华人，韩国、日本每天三柱香，每天祭祀，或者祭祀是他生活很重要一部分的人真不知有多少，难道你好意思说，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其他所有这些人都是愚昧的吗？
　　老實說，我们被科学主义洗脑得多彻底，洗脑到连拿三柱香都觉得是愚昧。这么愚昧的教育，才是最可怕的。弄到最后，只会让你的生命越来越不安。
 

　　书院将来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国大陆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心不安，所以，将来书院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心安的问题，让人安身立命。今天书院培养的学生有办法安身立命，这些人将来才有办法去安别人的心。
　　因此，书院将来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大，更积极。他不仅要扮演老师，扮演文化工作者，甚至要扮演从政者的角色。换言之，书院将来要培养的是一个个可以身心安顿的士人，中国传统讲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那个“士”。
　　大学是培养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重點是追求客觀知識，是進行思索、不斷思考的。书院要培养的是士，士是什么？士要先有感受，先能够感觉，然后自己先能够心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先修养自己，修己以安人，这个叫做士。
　　知识分子没有修行的问题，没有修养的问题，他们是每天在想，每天在批判，每天在分析，跟士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要把士跟知识分子扯在一起。
　　培养出士之后，士除了教育文化之外，很重要一个角色是要从政，这就牵扯到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政治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将来慢慢地变，第一个，绝对不可以走向政党政治的路，走到那条路，只有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很兴奋，可是中国就完蛋了，中国一完蛋，世界也就完蛋了。
　　第二，中国共产党也要慢慢告别一党专政，他既不走政党政治，又不是一党专政，那怎么办？中国共产党要慢慢转型，转型成什么？要转型成士党，就是中国古代的士人政治。
　　那中国共产党转型成士党之后，士第一个要恢复天下为己任这个担当，更重要的是士要恢复修己以安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个中国文化，先安顿自身再来安顿别人，这个更重要的一个原点，可能往这边慢慢转之后，中国共产党才慢慢找到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路。
　　我今天谈“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命题，可实际上是最有现实感的命题。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教育知行社提供的演讲录音整理，感谢秦一然对本文的贡献。录音整理：沈苗。本文未经演讲者审订）

　　演讲人简介：
　　薛仁明：独立学者、作家，一九六八年生于台湾，系福建漳州长泰县山重村薛氏来台之第十二代。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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