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行

朱士行

　　朱士行（203—282），三国时高僧，法号八戒，祖居颍川(今禹州市)。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我国历史上汉家沙门第一人。魏景元元年（260），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得到《大品经》梵本。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九十章，六十多万字。晋太康三年（282），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

中文名	朱士行	出生日期	公元203年
别名	法号“八戒”	逝世日期	公元282年
民族	汉族	职业	僧人
出生地	颍川	信仰	佛教

出家

　　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译出《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出家之前，已在洛阳研究和讲解该经，然发现译文的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前后不能贯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从雍州(陕西、甘肃)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经由此地传到我国内地，此地大乘虽广为流行，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

生平

　　朱士行也是三国时期第一个前去西域求法的僧人。他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小品般若》，感到经中译理未荆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又不联贯。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

　　公元260年，他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果然得到《大品经》梵本。他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90章，60多万字。公元282年，朱士行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享年82岁。

　　公元291年，陈留仓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士行抄写的《大品般若》经本。历时12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

作品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蔑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余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评价

　　后世著名的佛教学者，如汤用彤和吕澄，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艰险，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西行求法

　　介绍

　　朱士行（约3世纪），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原籍颍川（今河南境内）。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说他为人“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他少年即怀远志，摆脱俗尘。出家之后，专务经典，以弘法为己任，常讲《道行般若》于洛阳。唯此经是汉代末年由竺佛朔所译，文句简略，义理不全，前后文理，无法贯通。朱士行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因此他立志孤身远游，寻求大本。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他从雍州（今西安北）出发西行。当时通往西域的旅途非常困难，他经过千辛万苦，度过流沙，克服各种因难，终于到达了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得大本《般若》，共九十章，六十余万言。本当即时送回汉地，但由于小乘学人的阻挠，未能成行。

　　小乘学人为何阻挠？因为他们不承认大乘是佛说，因此视大本《般若》为《梵书》，要求于阗国王禁止出境。他们对国王说：“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梵）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小乘学人所说的婆罗门书，即梵书。所谓梵书，乃梵王所说之书。《慈恩寺传》卷三云；“其源无始，莫知作者，每于劫初，梵王说传授天人，以是所说，故曰梵书。其言极广，有百万颂，即旧译云毗伽罗者是也”。

　　朱士行求得的大本《般若》，经过多方周折，才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遣其徒弗如檀送回洛阳。公元282年（晋惠帝元康无年）转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水南寺，由比丘无罗叉和居士竺叔兰译成汉文，称为《放光般若》，二十卷。朱士行遣徒送经至汉地之后，他自己继续留在于阗，八十岁病故，葬身他乡。

　　影响

　　朱士行西行求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虽只送回一部经，他那求法忘我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不畏艰险，以为法忘躯的抱负毅然前往。他送回的大本《般若》译出之后，颇受佛学界的重视，晋道安曾称赞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当时的义学高僧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汰、竺法蕴、康僧渊、于法开等人，都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

　　朱士行西行求法，为后世西行求法者如法显、宝云、玄奘等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颍川地方的人，少年出家，恰当嘉平中（公元249—253年）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为比丘，和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译本最流行的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它。但因为《道行》的传译者理解未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扞格。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典竟译得不彻底，就发誓奋不顾身要向西方去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展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果然得着《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种种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地送出。直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朱士行本人终身留在西域，以八十岁病死。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创始的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这种为法热忱是极为难得的。他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出仍不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之后即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中山国（前身为北方狄族鲜虞部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四十里去迎接，可谓空前盛况。一时学者象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着《放光》来弘扬般若学说。

　　其它

　　就因为朱士行求法故事的动人，后人更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从当时所见几种南北朝时代经录里转引了二十五条，可看出它的特征是对于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都臆造了译出年代，又有些译家象竺法兰、康巨等也独有它的记载。其后唐代法琳《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录》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度沙门来华传说。由这些资料看，朱录是有意地表明佛法东传之早，并对几个有问题的早期译家象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说得那样斑斑可考，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徒为了和道家校论教兴年代的先后，就伪作了这部经录来做有力的典据。对于它的简别还是很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古今高僧》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年），有个名叫朱士行的汉族僧人，打点行装，从雍州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西行出关，不辞万苦，横渡沙漠，步行来到西域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当时于阗是大乘佛经集散的地方，他果然在那里求道了日思夜想的梵本《放光般若经》九十章。

　　朱士行何以要在当时交通条件异常不便、路多险阻的艰苦条件下西行求法呢？原来朱士行是颍川（在今河南省）人，小小年纪因为倾慕佛法，便出家当了僧人。出家后的朱士行，一心研习当时汉译佛经《道行般若经》，并在长安以汉族僧人的身份，为人讲解经中奥义，从而揭开了我国僧人开讲佛经的序幕。随着研究讲解的不断深入，朱士行感到《道行般若经》的译文，有的地方读上去气脉不贯，好像有所删节，有的地方译笔有欠精确，造成意思模糊不清。就这样，带着好多遗憾，他下定决心，西行求榷道行般若经》的原本，重加翻译，以弥补当时这一译本的种种不足。

　　他求得《道行般若经》梵文原本后，由于当地声闻乘笛子的多方阻饶，知道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方始找到机会，让他的笛子弗如檀（法饶）把此经辗转送到洛阳，而自己则被扣在那里，在也未能返回中土，最后圆寂于八十岁。

　　《道行般若经》被送回洛阳后，又过来好几年，直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时，才由陈留仓垣水南寺无叉罗和竺译出《放光般若经》，重新译出后的《放光般若经》曾经风行一时，天下著名学者讲解此经，弘扬般若学说，无不把它奉为圣典。

　　虽说朱士行西行求法，只送回《放光般若经》一种，并且从客观上说，新译本的译文也并不完全，可是在当时交通极其困难、面对茫茫的沙漠、方向莫辨的艰苦条件下，朱士行能破釜沉舟，不顾个人安危，破天荒地以出家人的身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行求法，其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不仅如此，严格地说，他还是我国佛教史上依照戒法称谓比丘的第一任，虽然在他以前，我国已经有了出家僧人，然而当初的出家人，一般只是离家修持，并非真正的依律受戒，而朱士行的出家，则严格按照魏齐王嘉平年间（249-253年）刚传进中土的《僧祇戒本》，进行羯磨受戒。

　　由此，在我国佛教史上，朱士行便有了三个第一：第一次依法受戒成为僧人，第一次以中国僧人的身份开讲佛经，第一次西行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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