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东方智慧的象征

文殊——东方智慧的象征由印度在公元前后传人中国。然而正是在中华大地，她才成为四大菩萨之首，并且影响到东亚乃至全球华人世界。文殊固然代表着般若智慧，即无漏——解脱烦恼的智慧。但无疑无所不包地融摄了世俗智慧，而且般若智本由世俗智转化而来。由烦恼所激发，针对着具体的烦恼问题，如生老病死、婚姻家庭(菩萨本为在家众)、宇宙众生等等，如能在“中道”的引导下，想通了其中内在道理，并运用于生活，那就既享有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快乐，也拥有了这方面的智慧。

　　雅典娜乃西方的智慧象征，西方文化的传统源于两希(希腊、希伯来)，但是希伯来文化传统也深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希腊化”时期，近代的文艺复兴。更是希腊文化传统的回归，而那些希腊文化大师，大多生于长于雅典，是雅典娜的崇拜者。

　　东西方智慧的象征，都诞生于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东西方文化史上都难得遭遇的群星灿烂的时代。群星们创造了辉煌的希腊文明，由此雅典娜似乎也比较突出地体现了知性智慧、创造性智慧。相传她掌管文化艺术、技艺及战争就是证明。同时期，印度、中国的诸子百家也展现了伟大的知性智慧、创造性智慧。但那时由于关山阻遏，文殊智慧与中国失之交臂。而当它终于传入中国之时，中国士大夫的思维已受到儒学一统的束缚。本身又处在乱离之中。虽然中、印智慧传统的碰撞也激发出灿烂的思想火花，但此时此刻，恐怕安定不得不成为他们的首要追求，并影响于大众。于是。文殊体现的生存智慧与中华本土传统的人生智慧相融合，在中国开始得到了突出的发扬。根据印顺法师的研究，印度文化传统强调“五明”，强调知性智慧、创造性智慧，与西方希伯来传统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文殊本身就蕴含有知性智慧，其有关内涵在中国没有得到彰显，当是由时代造成的。

　　某一个时代的人类知性智慧，纵然可以发挥到相当的高度，但总是有限的。只有超越性智慧才能指向无限。雅典娜与文殊的共同特征就在于不仅包容着有限的世间智慧，还象征着无限的超越性智慧—大智慧。

　　文殊智慧的提倡与传布在中国文化史上，似乎还存在着反复出现的现象，即使是在多个王朝的鼎盛期，佛教的般若智慧在五台山也得到了提倡。例如北魏文成帝、孝文帝时期，五台山佛教大盛， 《华严经》与文殊智慧得到了大力弘传。唐朝太宗、高宗、武后时期，五台山作为文殊道场的地位开始确立。清代的康乾盛世，帝王大臣也屡屡到五台山朝圣，文殊智慧名扬中外。也许，当统治者顺应民心，励精图治，般若智慧就会与历来富于创造性的民间智慧产生共鸣。同样，在中国历代王朝的衰落期，文殊智慧也就被冷落，甚至被扭曲、背离了关怀社会的菩萨道。

　　超越性智慧与知性智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当价值理性支配着工具理性，也就是老百姓俗话所说的“聪明用在正道上”时，社会就会有序发展。反之，社会则乱像、危像频现，如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不能说与工具理性的膨胀无关，也不能说与片面强调雅典娜的知性智慧无关。

　　然而，我们看雅典奥运，几乎每次都可看到历经风雨沧桑的雅典娜神庙真迹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依然耸立在雅典卫城之上。而且雅典任何建筑物的高度都不允许超过卫城，于是雅典娜仍然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世间万象。这固然与西方现代文化由他们的传统一路发展而来有关．但即使与同处东方的日本、韩国比较，中国传统的大智慧是否保存得更少了些，其原因虽复杂，但文化保守主义的缺位至少为其一，由此导致我们在城乡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以及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反复折腾，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佛教佛学至今仍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复位的有生力量之一，文殊乃佛教智慧的核心象征，在文殊——智慧佛教价值理性的发扬与引导下，有利于佛教针对存在着心态失衡的社会阶层，发挥其一向富有特色的心理调节功能：有利于佛教进一步发挥其慈善公益、伦理自律、民俗化导、生态环境保护、维护世界和平、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功能。五台山是佛教文化遗产保存最多的地区之一，汉传与藏传佛教以及中国化佛教各宗在此汇聚，海外华人、乃至许多日本、韩国甚至尼泊尔人等都来此朝拜文殊。山西玄中寺作为中国与日本净土宗的祖庭。则早在1973年4月就得到初步恢复，当时在赵朴初与正果法师的陪同下，以大河内隆弘和菅原惠庆为首的日本佛教访华团朝拜了玄中寺，这实际上已宣告了中国转向开放的先声。这些都体现了佛教蕴含的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诸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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