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古唐寺

　　古唐寺位于洛阳市东郊唐寺门（原来叫唐寺mer）村内，陇海铁路、焦枝铁路、郑潼公路在此交汇。该寺坐南朝北，和一般"坐北朝南"的中国佛寺方向迥异。

　　据有关资料说，古唐寺原名福先寺，始建于唐朝，原址在今郊区瀍河乡塔湾村西头"唐寺崖"处。明朝洛河泛滥，将寺冲毁。洪水过后，乡民将寺中留存的部分遗物北移数里，重建寺院。1922年，重修寺院后，军阀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佐民为山门门额题"古唐寺"三字，保留至今。

　　寺内现存山门殿、观音殿、白衣殿、立佛殿，"后大殿"毁于十年动乱，另有碑石十余方。

　　相传，古唐寺原来在洛河边上，垂柳掩映，庙门前就是清波荡漾的洛河，风景十分宜人，吸引得游人如织，香火盛极。寺院门口，有座极高的佛塔，塔高得让人仰看时，脑瓜儿上挂不住帽子。每逢朝日初升，那塔长长的阴影能遮到现在的七里河；夕阳落山，塔影又拉到白马寺。因此，人们习惯上都把这福先寺称为"塔寺"。

　　继隋代之后，唐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留学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止，共派出遣唐使十二次，另有“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四次。起初使团规模一般不超过二百人，后人数增至五百。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文化，他们大量输入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也因此风靡日本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入唐僧人在中国巡礼名山，拜师求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并且仿效唐代，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遣唐使回国，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著名的有沈惟岳、袁晋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赴日最有名的就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高僧鉴真。

　　从地图上看，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间只隔着一个东海。然而，在中世纪，要横渡这段波涛汹涌的海洋却不是件容易的事，风暴经常使航船翻沉。“行船走马三分命”。为了祈求航海平安和归途顺利，人们常把象征力量、权威的神祇作为航船的保护神，东都外郭城修善坊、会节坊、里德坊内都有为日本、波斯等外国人修建的神庙。这也充分证明当时洛阳住有许多外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当时唐玄宗正住在东都洛阳，即令两位日本僧人禅居东都福先寺，并由福先寺住持僧人定宾大师给他们二人授戒。三年以后，荣睿、普照祈请福先寺僧人道璿赴日本弘法传戒。和道璿同舟赴日的还有住在福先寺内的印度僧人普提仙那。后来，道璿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二代传人，普提仙那还为日本奈良东大寺大佛开光。请去道璿以后，荣睿、普照仍感不尽其意，又抵扬州，拜请高僧鉴真去日本。这时先鉴真而达日本的道璿、普提仙那都亲赴东大寺拜会鉴真。鉴真、道璿把高度发达的唐文化，如雕塑、绘画、书法、建筑、医药知识以及大批珍贵的书籍文物带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福先寺原在洛阳城东五里塔儿湾，又称“塔寺”，其故址应在今塔湾村西“唐寺崖”。唐代佛教极为盛行，僧尼众多，寺院林立，福先寺是其中的一座著名寺院。女皇武则天曾为福先寺撰写浮图碑文；北印度僧人阿弥真那曾在福先寺译经；中印度僧人善无畏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来洛阳，在福先寺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简称《大日经》）；著名画家吴道子曾在该寺作“地狱变相”壁画。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年），洛河泛滥，寺内“上干霄云”的高塔以及整座寺院被洛水冲毁。周围百姓等洪水过后，将福先寺部分遗物北移数里，在今唐寺□（"门"内加“外”）村，重建寺院。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洛阳人王善信出资重修该寺，其规模进一步扩大。1922年再修，并由吴佩孚之参谋长张佐民于山门门额题写“古唐寺”三字，保留至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对古唐寺进行了多次修复，成为我市又一处宗教活动场所和旅游景点，有不少日本僧俗友人到此瞻仰朝拜和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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