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校教育最令人痛心的是, 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

　　学者简介：杨东平

　　杨东平，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

我们的学校教育最令人痛心的是, 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

　　文 | 杨东平

　　来源：《教育的重建》

　　摘要

　　现在的教育最不合理的、最令人痛心的问题，有一条就是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小学生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这实在太不应该了。小学生每天起早贪黑，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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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高考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沉重话题。对高考的反思每年都在进行，今年仍然是一个重要主题。

　　在高考结束的时候，有两个群体最高兴。一个是高三的考生终于解放了，考了6年甚至是12年，就是为了这一天的“解放”。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收废品的，工作量剧增，收入也剧增，每个考生家的资料、试卷都要装满一辆三轮车。

　　很多学校毕业的新创举就是“雪花”飞舞，把所有的课本、考卷全部撕了，从楼上往下扔，作为一种宣泄。大量复习资料，扔掉、烧掉、卖掉，再也不用了。这个事实本身就发人深省。

　　天平的两端：高考的狂欢和声讨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但回过头来想，我们的教育究竟为大家留下了什么？这个问题、这种反思永远不会过时。

　　在今年的高考季节，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出国留学，上海的考生今年只有5.5万，下降幅度非常大。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出国比例从前几年的平均10%~20%，上升到现在的30%~40%，再加上名校高中的国际班，有的学校学生出国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是500名，另外400名不是保送就是出国了。

　　越来越多的考生开始绕过高考，这使我们考虑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来适应和满足青年学生的实际需要？在国家层面，这种担心可能更深刻。如果我们的优秀学生都逃离中国，那我们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其他国家培养人才吗？

　　大家知道衡水中学是河北省的高考名校，近几年河北省高考前200名大都属于衡水中学，每年进入清华、北大的有40多人，占河北省两校名额的一半。他们的校园文化号称“雪狼精神”：“今日疯狂，明日辉煌。”有人称他们为“人才的摇篮”，他们有一个校领导很谦虚地说：“‘人才的摇篮’谈不上，最多只是一个‘大学生的加工厂’。”

　　也许他们心里有数，他们的强化训练、军事化管理严厉到了什么程度？这样的学生固然能考上清华、北大，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成才？

　　南京的拉萨路小学也是一所名校。两位分别考到清华、北大，又到牛津大学，现在在美国工作的毕业生，相约在“六一”儿童节前后，公开发表实名博文，声讨他们在拉萨路小学度过的黑暗岁月。老师撕作业本、罚抄作业、让学生写检讨、暴力处罚、开批斗会，各种各样的折磨。

　　这两人说，他们后来在清华大学，在英国、在美国，在那么沉重的学习压力和科研负担下都没有低过头，但是他们在五年级时曾经想到过自杀。他们今天把这个事实写出来，不是为了要揭露现状，而是为使我们的学校能够真正有一些改变，善待儿童，善待学生。

　　不少拉萨路小学的老师、学生非常愤怒，认为他们忘恩负义。两人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赞成严厉的教育，但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是靠修理、体罚、摧残，不是单靠这种方法取得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恰恰更多的是从温暖的力量那里得来的。他们说，拉萨路小学的孩子，上初中后还可以，进高中后，后劲就慢慢不足了，因为他们的潜力在小学的时候过早地透支了。

　　我想，拉萨路小学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他们学校的老师、校长也在说这是十年前的情况，现在学校的整体面貌，学校文化都已有很大不同。我们也相信，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性的问题仍然存在。现在最不合理的、最令人痛心的问题，有一条就是对孩子太狠，太敢下手，小学生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这实在太不应该了。高中生毕竟年龄大些，吃点苦也算是一种锻炼；但是小学生每天起早贪黑，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情况。

　　另外有一个学生叫钟道然，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去年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书叫《我不原谅》，声讨从小学、初中到大学的教育，讲得也很尖锐。他说中学是青春的绞肉机，把每个学生心中最美好的部分焚烧成灰烬，留下一片废墟和无穷的叹息。他写道：

　　于是我就回头想啊想，想我拿这20年干吗了，然后骤然发现，我竟把大部分光阴丢给了中国教育。那就好比是发觉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随手扔进了垃圾箱一样，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悲凉之感、幽怨之情久久萦绕在小生心怀，让人想死的心都有。

　　若想让这青春不白被浪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一本书来控诉中国教育。

　　他说在中学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希望，觉得大学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灯塔。进了大学以后，才发现大学精神已经死亡，不过是一个大号的中学，考试、背书、点名、奋力考试。

　　老外也在反思中国的教育。有一个韩国人发表了一篇博文《我为什么不去上海的国际学校》。他对上海的国际学校做了详细的考察。收费是普通公办学校的25倍，但是教育质量真的比普通学校好25倍吗？当然不是，课程标准很低，学生学了几年还不会说中国话。

　　最令人受不了的是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对待社会的态度，养成一种人上人的优越感。他们最关注的是别人怎么服侍他、照料他。所以，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他所需要的教育。

　　很多学校不是以人为本，是以GDP为本

　　新的教育理想，首先需要树立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价值观。这个教育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建立了，不需要我们去发明，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是最直接的以人作为自己工作对象的一个领域。所以应率先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非常困难，很容易成为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号，说说而已。我们不妨反思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究竟是不是以学生为本？

　　我相信相当多的地方和学校，实际上是以“教育GDP”为本。什么是“教育GDP”？就是考试分数、升学率、学校排名这些东西。它们成为学校工作实际的指挥棒。

　　有人会说，这是为学生好，学生和家长要的就是这个。这种以分数为本，以升学率为本，以数字为本，以教育政绩为本，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教育，与以学生为本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惜以摧残学生、牺牲学生的健康和青春为代价。

　　刚才讲的例子，当他们长大之后回过头来，当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博大、人生的丰富多彩的时候，他就会反思，就会痛恨，就像钟道然说的，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被耗费了，一片废墟。而青春是无法弥补、无法挽回的。

　　那些追求升学率的学校，如果说是以学生为本的话，也只是以少数学生为本，以少数高分学生、少数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为本。这就是我们在很多重点学校看到的普遍现象。在北京也非常明显，把学生按学习成绩分为快班、慢班，分为龙班、虎班、火箭班，关注的只是少数学生，靠这个吸引大量的择校生，而大多数学生只能随波逐流。所以那些超级中学、巨型学校，背后是很大的生意经，是赚钱营利，怎么是以学生为本呢？

　　以人为本的核心概念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要关心每一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判断是真的以人为本还是假的以人为本，关键就在是否办好每一所学校、关注每一个学生。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还是会习惯性地把我们的关注集中到少数学校、少数学生身上。所以，这是理解以人为本的一个核心。

　　今天的教育呈现着这样一种脱节：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然而我们主流的教育价值和制度安排仍然是“精英主义”的。精英主义是什么概念？就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关注、投入集中在少数学校、少数学生身上，是一种面向少数人的教育。

　　中小学教育的“精英化”是我们过去五六十年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是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目标，迅速培养一小批专家。当时明确规定，在中小学建立重点学校制度，形成一个“小宝塔”，重点学校的任务就是给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人才。

　　那时我们没有实行义务教育，我们是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的。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之后，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就不合法了，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办好每一所学校。问题是那么多年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正在缓慢地转。不许办重点学校，出现了名牌学校、明星学校、星级学校等，反正是一定要分出三六九等，就是不能一视同仁。

　　除了严酷的应试教育，反教育现象还有各种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级学校，四五千人的小学，一两万人的中学，一个年级50个班，最多的100个班。这样的学校还能称它为学校吗？

　　在这样的学校里，教育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校园安全，防止学生出现安全事故。因此，这些学校都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一举一动都要规范、打分，互相监督。问题是，这究竟是学校还是军营？这两者是一回事吗？能用这种方法办教育吗？

　　除了超级学校，还有超大班额，不少县城的中小学，最大班额可以达到120人、130人，越是重点学校班额越大，很多家长砸锅卖铁，非要进这些学校，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这样的学校，你说它是优质教育我是根本不相信的。没有一个老师有能力照顾班上100个学生，不可能的事。

　　在这些巨型学校，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必须实行严厉的军事化管理，这就必然导致教育的异化。学校能办成军营吗？能办成教育工厂或者“考试集中营”吗？

　　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又出现另外一种现象：那些陈旧的封建主义价值观，在大规模地复活、强化，就是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望子成龙、出人头地这些东西。

　　从“五四”以后，这些陈腐的东西就是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五四”的新教育，包括蔡元培对旧北大的改革，首先就是扭转读书做官的价值，树立大学“追求高深学问”，追求真理的价值。看看今天大学毕业生争相报考公务员，大学教授不安心学问、热衷于做官的情况，是不是一种倒退？

　　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商业化的市场力量的推动，这些反教育的陈腐价值死灰复燃，而且变得越来越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似乎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这背后还有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想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做人上人，这本身就是精英主义时代的价值观。而在普及教育的民主主义的时代，我们所需要追求的，就像陶行知说的：不要做人上人，要做人中人。

　　我们今天随便问一个中学的学生，你的人生理想，目标是什么，答案都差不多，上大学、读博士，做科学家、宇航员等，都是很宏大的目标。如果我们在日本、韩国的中学生中做人生理想的调查，结果就很不一样，往往是很具体的、不那么高大的目标。比如，有的学生说，她想开个蛋糕店，特别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糕点，有的说想开个花店，等等，是可以把握、可以实现的真实的人生目标。

　　教育最需要的不是现代化，而是正常化

　　面对这些教育乱象，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最需要的也许还不是现代化，而是正常化，要遵从教育规律，要正本清源，要归真返璞，要恢复常识，要回到原点。

　　首先实现教育的正常化，然后再谈教育现代化。“教育正常化”的口号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教育改革就提出了这个目标。当时，日本中小学被称为“考试地狱”，很多青少年自杀。针对严重的“教育畸形化”，日本提出了教育正常化。

　　今天我们讲“教育正常化”，主要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反教育”现象，首先是恢复常识，就是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学校做学校该做的事，校长做校长该做的事，老师做老师该做的事。

　　归真返璞，恢复常识，回到原点，说的就是一件事：恢复教育的基本价值、基本功能，就是人格养成，树人育人。首先，是“人”的教育，人才人才，首先是培养“人”，成为一个好人；没有人，哪里有才？所以，以人为本不是以分数为本、以升学率为本，也不是以“才”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教育的重要价值，就是保护儿童，保护他们作为人的成长，保护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是保护和创造世界的未来。因此，教育的本质是非常人文化的，是非功利的。

　　教育，请善待儿童

　　今天，遵从教育规律，恢复常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儿童当儿童，实行善待儿童、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这应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低纲领呢？事实是，现在在大城市几乎很难找到这样的学校，不用考试、分数、作业压迫儿童的学校。所以，也可以说，善待儿童的教育，在今天已经不是底线，而是非常高的标准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非常优美，非常诗意。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教育真正的价值是一种启蒙，一种唤醒，一种打开，一种点燃，一种开悟，一种得道……

　　所谓启蒙，就是把一个人从蒙昧的状态，带入一个理性的状态、理智的状态，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人，培育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提高他的精神高度；而不是通过许多无用的知识灌输使人变得麻木，变得冷漠，变得消沉，变得缺乏人性。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教育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征。

　　我们关注分数、分数、分数，考试、考试、考试，很少有人关注你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人际关系上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样的人生、社会的思考，等等，这些都不重要了。完全没有把人格养成放到核心位置，培养出一些考试机器、科技怪人或经济动物，或者，用钱理群的话说，培养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教育的异化。

　　因此，有人说当前迫切需要改变“失魂落魄”的教育，现在的教育没有魂了，只有分数、技术。以人为本的教育，要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真正需要培养的是那些能够使你终身受益的品质和素质，完全不必为了考试和分数、为追求第一而过分透支自己的体力、精力、兴趣爱好。

　　这需要改变教育中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的状况，改变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重理轻文，独尊科技，理科、英语至上，过度的考试和分数竞争；需要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人格养成以及审美、艺术、历史修养和社会关怀；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社会服务的公益心，学会生活的能力，等等。使教育真正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灯塔，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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