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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原人论 白话

华严原人论 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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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

  宗密撰写《原人论》,归结到会通三教的圆融思想。佛教传入中国后,为要适应中国国情,与中国传统儒、道两家思想和教义上虽有分歧,但为著佛教自身的发展,对此需要加以调和、会通。这种思想早在东汉末到三国时期已经出现。如相传牟子写的《牟子理惑论》,还有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特别在会通儒学教义,成为《原人论》思想来源的一面。

   《牟子》书中带有序传性质的第一章,其中说到牟子的经历及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背景。对牟子家世及生卒时间都没有记载,只提到他二十六岁时「归苍梧娶妻」,据考察约在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在此之前,他曾带著母亲避乱到交趾。「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东汉末年,中原发生战祸,地处岭南的交州,社会相对稳定,牟子思想是在战乱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牟子从青年时起,就爱好读书,「书无大小,靡不好之」。归苍梧娶妻时,地方官也称他「博学多识」。但他却「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没有做官的意愿。他既认为乱世「非显已之秋」,不是自身扬名的时候,于是转而欣赏老子那种「绝圣弃智,修身保真」的处世态度。由此他「锐志于佛道」,却从而引起有些「世俗之徒」的不满,认为他是背叛「《五经》而向异道」。他为要辩解这个问题,才写出《牟子理惑论》这部著作。

   当时有些人为要攻击佛教,引用《孝经》中所说:「身体发育,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今则「沙门剃头」,是有「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牟子为之辩解说:「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注释:《牟子理惑论》第九章]牟子认为有大德可以不拘小节,出家人捐弃家财、妻子,只是「剃除须发」的小事,怎能说是违圣不孝呢?

   由于世俗之人有的攻击佛教违反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牟子对此也加以会通。他一面讲「人道法五常」,认为佛教徒也遵守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生行事的准则。至于佛教所讲因果报应以至劝善惩恶的说教,与儒家的伦理规范也是一致的,同样有益于世道人心。他指出:「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儒家入世以治国为业,佛、老出世以无为为志,用世态度可以各有不同,但能做到「不溢其情,不淫其性」,在性情操守方面不失其度,即使在「所用」上存有差别,「何弃之有乎」[注释:《牟子理惑论》第十一章]?怎能说佛、老就背离周、孔之道呢?

   比牟子稍后,会通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还有康僧会。僧会的先世是康居人,他的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当他十多岁时父母双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注释:《高僧传》卷一]。看来僧会先是个孝子,出家后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关于康僧会的活动情况,《高僧传》说他在孙吴赤乌十年(公元二四七年)初至建业(今南京),《广弘明集》则作四年(公元二四一年),据说孙权为之立建初寺,江南佛法大兴。僧会卒于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当年吴亡。

   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是采取菩萨本行的故事,寓以佛教的大乘思想。僧会是用这些佛教故事,来会通儒家思想。如讲《六度集经·摩调王经》中「南王」的故事,说他不愿居留天国,却志在人世间,「教化愚冥,灭众邪心」。并藉南王之口,说要「教吾子孙,以佛明法,正心治国」[注释:<明度无极章>《六度集经》卷八其中一则<南王本生>]。以佛法治国,是佛儒思想会通的一例。

   康僧会在《六度集经》中,还提出作为佛教仁道政治的要求:「则天行仁,无残民命;无苟食,困黎庶;尊老若亲,爱民若子;慎修佛戒,守道以死。」[注释:<戒度无极章>《六度集经》卷四其中一则]这是将儒家仁政的要求,作为佛家的戒律加以遵守。佛教本来有「五戒」,僧会却加以引申和与儒家思想会通。如「不盗」进而要求能「捐己济众」、「富者济贫」。「不杀」还要「恩及群生」和「爱活众生」。其至「不酒」这条戒律中加上「尽孝」的内容。僧会这样比附,就是用佛教的戒律来会通儒学对社会的教化作用。

   综观牟子和康僧会,都致力于调合儒、佛两家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早年都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养,或本身是个孝子,后来虽归依佛门,但仍肯定儒家的道德伦理及其对社会人生的教化作用。因此他们都著眼于将佛教的戒律与儒家的教义加以会通,对这一点宗密在思想上也是接受的。如在《原人论》中,他也承认「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认为「天竺世教」,即指佛教与儒家「仪式虽殊,惩恶劝善无别,亦不离仁义等五常,而有德可修」。对「五戒」的解释,则称「不杀是仁,不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噉肉,神气清洁,益于智也」。这样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做到完全对应,因此宗密在《原人论》中承认「孔、老、释迦皆是至圣」,这三教教主都是圣人,虽然各家教义「殊途」而有所不同,但「内外相资」,内教与外教互相配合,「共利群庶」,大家都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利。从牟子、康僧会到密宗所以主张会通三教,都是为要达到拯救万众生灵的目的。

   不过牟子与康僧会等人的会通儒、佛,只是一种低层次即表面的比附,宗密虽接受这种思想,却是放在「偏浅」类中叙述,是属于否定中的肯定。宗密虽主张会通三教,但不是三家平起平坐,而是有本末之分,佛教是本,儒、道是末,会通本末就是以本统末,是在更深层次上做到三教圆融。

   宗密为要从深层上做到三教圆融。

   宗密为要从深层次上会通本末,于是采取华严宗的判教形式。在华严宗的早期著述中,被追推为初祖的杜顺(公元五五七——六四○年),相传他著有《华严五教止观》和《华严法界观门》,在这两部著作中,已包含有华严宗最初的判教说和法界圆融的思想。如在《华严五教止观》中,把止观(定慧)分为五类,即依据佛教各种经论中不同的教义,经过评判从低级到高级依层次区分:一、法有我无门(小乘教),二、生即无生门(大乘始教),三、事理圆融门(大乘终教),四、语观双绝门(大乘顿教),五、华严三昧门(大乘圆教)。这种按层次高低的分类,后来经过智俨和法藏的发挥,到法藏才完全决定下来,并把当时各宗派分别判入上述各教,而把华严宗抬到一乘圆教的最高地位。

   宗密撰写的《原人论》也是一种叛教,他提出的五教说,一方面杜顺、法藏的判教理论是他的思想源头,但五教的具体内容又与其前辈不同,而是做了修正和调整,使高低的层次更加清楚。他在小乘教之前加上人天教,作为佛教初入门者的归类。小乘教之后将大乘始教和终教变换成明确的大乘法相教(即大乘有宗)和大乘破相教(即大乘空宗)。而第五最高的一等,法藏所判一乘圆教是专指华严宗而言,而宗密所称的一乘显性教,实际上则是合华严与禅宗为一。对华严教义可以说是从发展中提高。

   还要指出一点,华严宗的判教,从杜顺到法藏只是对佛教内部各宗派的评判,而宗密的《原人论》却推广到教外的儒、道,这种三教圆融思想,比较华严宗单纯的一乘圆教当然更是提高一步。

   宗密会通禅教和会通儒、道的思想,流风所及,对后世亦产生一定影响,如五代时法眼宗僧人永明延寿(公元九○四——九七五年),编写有《宗镜录》,讲心与法界等同,这就是对宗密禅教合一(华严宗与禅宗相融合)思想的发挥。此外对会通三教,承认三教融合于一心。稍后宋代的契嵩(公元一○○七——一○七二年),也强调三教在教化方面的共同作用,都是教导人为善,自是以后,三教合一成为佛教发展的一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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